像30年前和4年前本报在托夫勒新书《第三次浪潮》、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版前率先介绍和连载部分内容一样，从今天起，《经济参考报》将分四期介绍和连载这部可能深刻影响世人观念、改变许多既有概念的著作——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新著《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的部分内容，并以专访国内外专家、官员、企业家等形式，持续关注这本书在决策层、知识界、经济界的反响。“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是6月26日至28日“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

　　以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正在引起各国社会和全球经济发生变革。

　　在德国，关于工业4.0的探讨方兴未艾。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1年的汉诺威工业展上提出，它描绘了全球价值链将发生怎样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推动“智能工厂”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实现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的灵活协作。这有助于实现产品生产的彻底定制化，并催生新的运营模式。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绝不仅限于智能互联的机器和系统，其内涵更为广泛。当前，从基因测序到纳米技术，从可再生能源到量子计算，各领域的技术突破风起云涌。这些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它们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有着本质不同。

　　在这场革命当中，新兴技术和各领域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事实上，在世界上部分地区，以前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全球仍有13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也就是说，仍有17%的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40亿人，仍无法接入互联网，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纺锤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走出欧洲、走向世界花了120年。相比之下，互联网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我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蕴含的能量、影响力和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前三次革命。不过我个人也担心，一些因素或将阻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力得到有效、全面释放。这种担心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但我认为，目前各方面的领导力水平还不够，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结果，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

　　第二，国际社会尚未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形成积极、一致的统一认识。如果我们想为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群体赋权，避免公众抵触当前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这样的统一认识必不可少。

　　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这个观点是本书的创作前提。“这次不同了”是一个被滥用甚至经常错用的金句，但基于本书，这句话却是非常恰当的。简而言之，各项重大技术创新即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巨变。

　　正因为这场变革规模极大、范围极广，所以目前的颠覆和创新才会显得如此激烈。如今，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Airbnb（空中食宿）、优步和阿里巴巴等颠覆者，几年前还籍籍无名，但如今早已家喻户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无人驾驶汽车行驶在公路上。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速度只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方面，规模收益也同样惊人。数字化意味着自动化，自动化反过来意味着企业的规模收益不会递减（至少递减的部分会少一些）。为帮助读者从总体上理解这个道理，我们拿1990年的底特律（当时主要的传统产业中心）与2014年的硅谷做一个比较。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5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其2470亿美元的总收入与前者不分伯仲，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1/10，只有13.7万人。

　　与10年前或15年前相比，今天创造单位财富所需的员工数量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数字企业的边际成本几近为零。此外，在数字时代，对于许多供应“信息商品”的新型公司而言，其产品的存储、运输和复制成本也几乎是零。一些颠覆性的技术企业似乎不需要多少资本，就能实现自身发展。比如，Instagram和Whatsapp等公司并不需要太多启动资金，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这些企业不仅改变了资本的作用，还提升了自身业务规模。这一点充分表明，规模收益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并影响整个系统的改革。

　　除速度和广度之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同学科和发现成果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变得更为普遍。不同技术相伴相生，催生出许多以前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有形创新成果。比如，数字制造技术已经可以和生物学相互作用。一些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将计算机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学和合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系统，实现微生物、人体、消费产品乃至住宅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制造出（甚至可以说是“培植出”）的物体具有持续自我改变和调整的能力（这是动植物的典型特征）。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指出，以当今计算机的聪明程度，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几年后它们会有怎样的应用。从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到虚拟助手和翻译软件，人工智能（ai）随处可见，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未来，我们的设备将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大影响，这些设备会聆听我们的想法、判断我们的需求，并在必要时主动为我们提供帮助。

　　不平等将成为系统性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不平等现象加剧所带来的挑战很难量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创新与颠覆对我们生活水平和福祉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最大的受益者似乎还是消费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批新产品、新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在不产生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消费者的个人生活效率。如今，预约出租车、查航班、买产品、付费用、听音乐、看电影——所有这些事务都可以远程完成。技术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成千上万的应用软件让我们生活得更为轻松，也提高了我们的总体工作效率。我们用来阅读、浏览、通信的一台小小的平板电脑，其运算能力相当于30年前5000台台式电脑的运算能力总和，且其存储信息的成本逐步趋近于零（20年前，存储1GB数据的年费高达10000多美元，如今平均仅需不到0.03美元）。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显然主要落在了供应方身上，即劳动和生产领域。过去几年间，在绝大部分最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快速发展经济体中，劳动力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均有大幅下滑。这当中有一半是因为创新驱使企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导致生产设备相对价格出现下滑。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智力和实物资本提供者——创新者、投资人、股东，这正是工薪阶层与资本拥有者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原因。

　　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人们对不公正的日益担忧是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所谓的平台效应也在加剧利益和价值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平台效应指的是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

　　平台效应导致的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主宰了市场。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消费者而言。通过这些平台，消费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更多的便利，同时支付更低的成本。然而，这些平台的社会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要避免价值和权力落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就必须设法平衡数字平台（包括行业平台）的效益与风险，确保其开放性，并为协作式创新提供机会。

　　这些影响我们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一旦发生，便很难消除，哪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全球化进程，也很难消除其影响。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颠覆在实实在在地发生，我们也无法逃避其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颠覆来临时就毫无招架之力。我们有责任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