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日，国际机器人大会在沈阳召开。环顾世界，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跨国机器人巨头也正加紧布局中国市场。

 

　　机器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制造的方向。那么，中国能否凭借机器人创造一个中国制造的新世纪?

 

　　市场饱和?

 

　　国际机器人协会统计，2014年，世界工业机器人销量增长27%，中国市场工业机器人销量5.6万台，猛增54%，市场销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建在建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园有近40家;近两年间，几乎每天都会诞生一家机器人企业;相关制造企业总数从去年初的200余家，猛增至现在的800余家。

 

　　这样的速度与规模下，中国的机器人是否已经“人”满为患?

 

　　数字显示，2014年国产工业机器人产量1.2万台，只占国内市场销量的20%。与庞大的需求相比，国产机器人占的市场份额还不够大。同时，国产高端机器人更少，基本被跨国巨头垄断。

 

　　“在中国机器人市场中，技术含量更高的多关节机器人几乎被外资企业垄断。”国家863机器人技术主题组专家、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说，国产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对性能要求较低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从事的是高端的产业，却处在低端的位置。

 

　　机器人是典型的“三高”产业——需要高技术、高人才、高投入，而国内不少企业却处在“三低”甚至“三无”阶段。在不掌握芯片、软件、控制系统等高端技术情况下，只能做点外壳和组装。“做的只是机器，而不是机器人”。

 

　　“智力”比拼

 

　　山东青岛海信集团近几年每年都投入2至3亿元打造“智能工厂”，到今年底机器人使用规模将达到上千台。在生产场地没有增加、工人数量下降的情况下，电视机产量由2011年的800万台增长到去年的1110万台，增长了39%。

 

　　随着国家对智能机器人行业的不断扶持，并借助主场优势，中国国产机器人产业近年来迅速成长。国产机器人已广泛服务于国民经济25个行业大类、52个行业中类，范围涉及日用消费品、化工制品、材料、交通运输设备、电气设备等制造业领域。

 

　　“除了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和用工荒，机器人还可以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精度。”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说，这可帮助中国制造摆脱周边国家低成本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挤压，突破腹背受敌之势，在订单拼抢上赢得新优势，打开新的上升通道。

 

　　“过去拼体力，现在比智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曲道奎说，机器人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最重要支撑，但订单的增减还只是表象，在国际工业制造的舞台上，我们实际要比拼的是企业智能制造的能力。

 

　　替代人工?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的数据显示，珠三角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年均增速达30%，有些行业甚至达到60%。东莞、佛山相继出台“机器换人”鼓励措施，广东省政府提出到2017年对5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改。

 

　　业内人士介绍，在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电脑以及电子电气产品等已实现绝大部分自动化的制造业领域，约有85%的工作可由机器人代劳，特别是“3C”和 “3D”的岗位，将率先用机器人替代。“3C”指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信息家电业工作岗位，“3D”即枯燥、肮脏和危险的工作。

 

　　机器替代人工并不意味着原有岗位的工人必然面临失业。机器将人类从原有的繁重危险枯燥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后者可以进入到更有创造性的高层次工作中去。以装备制造业为例，人工从生产线上替换下来后，可以更多地去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售后服务、品牌运营等工作，实现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人们也有更多闲暇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大限度激发自身潜能。

 

　　当然，从国内实际看，“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使用机器人的智造，与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制造将在较长时期内并存。”人力资源专家曹晶荔说。

 

　　追赶国外

 

　　全球范围内，美国提出“重新回归制造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欧盟提出“新工业革命”，大力推进机器人、数字技术等新兴产业;日本、韩国也将机器人列为未来战略新兴技术，各自制定详细战略发展计划。

 

　　“核心元器件、材料及制造工艺、还有系统设计、测试与验证。这三方面的不足，最终导致国产机器人在产品性能及可靠性方面与国外有差距。”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王洪光说。

 

　　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要迅速提升国产机器人自主创新水平，需要政府、科研部门和企业形成合力，需要人才和资金的积聚，更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

 

　　赵杰介绍，与国外以企业为主体不同，在中国，机器人发明专利申请和研发主体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仅限制了成果的转化应用，最终也制约了技术创新。“我国机器人技术方面成果转化率也就3%左右。机器人产业创新应该在国家层面进行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他说。

 

　　资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政策也需要重新审视。“要调动企业积极性，国家可多做减法少做加法，用减税代替项目补贴制。”曲道奎说。他建议国家可以多建大的研发创新平台和测试检验平台，修好产业发展的大公路，让各个企业在统一的赛道上自由创新地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