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淳安旅游来说，由于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千岛湖湖区收入占淳安县旅游收入比重逐渐有所下降，但湖区金字招牌重要性持续上升。20年前，我去位于日本浜松的铃木汽车工厂考察，面对庞大的2公里长的流水线，猛然觉得正是由于高效率而用人极少的制造业，才有了庞大的服务业，才有了庞大的日本经济。与千岛湖湖区重要性上升道理一样，如果没有制造业支撑，何来浙江一些县市服务业的发展。

　　清醒认识浙江制造业发展状况

　　浙江制造业1985年仅占全国5.8%，20年后的2005年达到了最高位，占全国10.9%。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更是浙江上上下下奋力拼搏的结果。当然，后来因产业结构演变，浙商大举向外投资，以及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浙江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出现下降。然而与此同时，浙江制造业产业层次开始有了较快提升。2015年，纺织业头把交椅位子，首次被电气行业替代。虽然后者整体工艺技术水准并不一定高于前者，但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另外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加快发力，比重较快上升。

　　然而我们当前的制造业，在一些品质要求较高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方面，实际上主要是加工组装。我们还生产不了较多的高精度高效率的成套加工机械，生产不了多半的高档工作母机，生产不了相当部分设备的核心部件或器件，生产不了相当数量的高端材料。如此情况之下所能做的，当然只能是加工组装。

　　省内越是先进的企业，进口工艺装备比重越高，国内其他省份或许更是如此。一次调研一家印制电路板企业，是当地佼佼者。老总说自己家的工艺技术只是中等，进口设备比重占一半左右。他告诉我，业内工艺技术领先的印制电路板企业，主要设备几乎全部进口。前不久调研一家居国内前位的化纤企业，流水线全为最新进口装备，主机是德国的，配套装备是意大利和瑞士的。起先他们用内地产的机器人，但故障率太高，不得已而用台湾的。又如浙江一个经编园区，产量占全球17%左右，经编机90%左右是进口的。

　　有些企业除了厂房外，车间里的主要设备都是进口的。如像工艺品一样精致考究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虽然有着“中国制造”印记，但cpu是英特尔的，主板的主要芯片是台湾生产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台湾的，内地主要是一些次要部件及配件生产，以及组装测试和包装。我们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岂不知除了华为等少数手机外，多半是“进口芯”。即使国产芯片，芯片框架也不得不向高通和英国arm公司购买。全国2015年进口集成电路达2300亿美元，90%以上高端芯片依靠进口。一些高大上的中国制造产品，大都难免有着一颗“进口心”。

　　甚至厂房某些材料也是进口的。如食品行业的铺地材料因涉及食品卫生安全，虽然价格昂贵，一些有情怀的社会责任心强的企业也是用进口的。杭州一家著名小吃连锁店，肉馅车间铺地材料是瑞士西卡公司产品，与意大利费列罗车间同款。

　　更可气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领先企业，每隔一个时期，就会出一个新版本。这些企业垄断着全球最新技术，其所谓新版本在新技术运用上，却如挤牙膏一样，每次只拿出来那么一点点，不肯把最新技术全亮出来。可怜的国内用户，如果不买就会落后，核心竞争力就会弱化，买了则明摆着让人赚钱。此情此景，我们只得被牢牢绑定在境外厂商的“战车”上，亦步亦趋，不断花钱。

　　这些情形当然正在加快改变之中。中国水泥工业之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巨大进展，完全是由于我们能自行生产大型水泥装备，大大降低了造价所致。前年在缙云县了解到，壶镇一家小小机床厂，已能生产数百万元至千万元等级的拉床。桐乡濮院镇的羊毛衫集群，高端针织横机长期依靠进口，现在国内已有企业能够生产，尽管质量稍逊一筹，但毕竟是良好开端。

　　清醒认识客观实际，绝不等于妄自菲薄和自我沮丧，恰恰是科学决策必不可少的前提。浙江现代制造业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的印刷厂“美华书馆”。但浙江制造业真正的快速发展，大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路程，我们只能以最快捷路径，一路快跑，争取最大收益，难免未能观赏到沿途更美好的风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回过头来，再行补课。

　　走向“制造强省”的四大着力点

　　3年前，从北方中央级科研机构来义乌的高级工程师张所长，深入调研以后，感慨于义乌装备机械的困窘。因为所有品牌厂商的主要装备都是进口的，甚至低值易耗品也得进口。他觉得这简直是一片亟待开发的洪荒之地，遍地皆黄金。张所长当时雄心勃勃地对我说，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有信心，从最易入手处做起，来努力改变义乌轻工成套机械主要依靠进口的局面。

　　现在有不少人提出“智造大省”或“智造强省”等。这固然很不错，但无论怎么千变万化，说到底还是制造。我们需要脚踏实地，重新清零，从最基础工作做起。大自然寒冬虽然一片萧杀，但却酝酿着来年的勃勃生机。经济寒冬可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发现自己更多短处弱项，发掘自己更多长处强项，加快从“加工大省”真正走向“制造强省”。而在这些方面，当下至少有四方面的巨大空间和着力点。

　　积极推行进口替代。当然没有必要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制造，但大国经济决定了必须能自行制造提供相当部分的高端成套装备、工作母机、关键核心零部件及器件，以及多半的高端材料等。浙江作为东南沿海地区先进省份，我们早已把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目前问题是进展不快，成效不大，还需要全省从上到下的更多努力。与此同时，加快制造业整体品质化提升，加快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及工艺技术和工艺流程，提升产品品质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更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

　　努力整合产业链价值链。服务业强的企业剥离制造业，制造业强的企业融合或提升服务业，供应链不完备的企业亦应强化这方面建设，小微企业则长期专注做好特色产品。强链，即加快技术进步，提升现有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综合竞争水平；补链，即充实产业链中欠缺部分，形成投入少产出高，提高产业链附加价值率；拓链，即扩张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浙江这次确定的两个航空特色小镇，便是典型的拓链之作。

　　加快夯实基础。这当然离不开发展材料工业，提升机械加工精度及其效率，提升大规模生产的质量成本控制水平，以及提升设计、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信息化融合应用等技术性命题。然而这里也有一条增强制造业人文精神的主线。长期以来，高分考生不愿就读理工科专业，年轻人不愿在一线技术岗位磨练，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在制造业人文环境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前一个着力点，就是努力建设一大批活力无穷、能承担完成多重使命的团队。当下中国，最缺少的是像郎平这样的团队核心和灵魂，而这关键是需要合适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以及长期高信任度的放手培养。

　　着力重构信心。以工业企业为主的全国民间投资，自2011年9月达到34.8%后，持续58个月回落，今年7月累计同比增长仅2.1%，又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面临着重构信心的严峻挑战。诚如上文所述，我们当前缺少的并不是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缺少的是切合实际的体制和政策，影响的是持之以恒的信心和决心。超常态增长已经谢幕，新常态已经来临，从浮华走向坚实是未来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企业和个人行为方式都应及时调整。不高估困难，但也不低估自我；不高估经验，但也不低估未来，关键在于行动。说一千道一万，行动力是当下最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