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不再偷偷摸摸

第一条就是支持教师科技创业，“科技九条”条条直指创业障碍

44岁的黄明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南京某公司的董事长，另一张是南京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他在承担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在肉品质量控制领域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是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国内的食品企业，特别是与我专业相关的肉制品生产企业，普遍存在设备、工艺落后和质量安全得不到有效控制等问题，隐藏着食品安全的诸多隐患。”黄明说，“而我们这些科研一线的人员，手中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却很难直接用于生产实践，无法直接造福老百姓。因此，我特别想通过创业，让手中的科技成果解决威胁食品质量安全的问题。”

2010年，黄明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不过，我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以本人的名义进行工商注册，而是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食品企业进行改造，专为其他企业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提供中试优化。“生意不错，才两年时间就开始盈利了。”黄明说。

黄明的举动引起颇多争议。“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高校老师创业是钻到钱眼里了，也有人质疑我打着学校项目的幌子干私活。”黄明坦言，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不知道学校到底什么态度。”

2012年，黄明公司的厂房遭遇拆迁。“继续干下去吗?”他不停地问自己。当年年初，南京市出台了被称为“科技九条”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鼓励高校老师能够在保留教师身份的前提下创业，让黄明坚定了信心。如今，在南京市溧水区白马创业特别社区，一座占地5000平方米的厂房拔地而起，那里不仅有实验室、中试线，也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线，以及配套的培训基地等。“我们不仅要给老百姓生产安全可靠美味的肉制品，也要提高全行业的标准。”黄明说。

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像黄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有技术、想创业，但因为学校和社会的不理解，很多人望而却步，往往将含金量十足的实验结果和技术束之高阁。数据显示，南京有50多所各类高校、6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科研机构、70多万科技人员、80多万在校大学生、81位两院院士……但也有一组尴尬的数字——科技创新转化效能低，高校院所的职务发明专利70%左右长期“沉睡”，应用科技成果的就地转化率只有40.9%。

“别看‘科技九条’短，条条都说到了我们高校创业者的心坎上。”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蔡宝昌说，第一条就支持教师创业——“允许和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科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

2008年就开始创办中医药企业的蔡宝昌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科技九条”条条直抵核心：对职务发明成果的收益分配，“科技九条”要求“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拥有”;对知识产权折算技术股份的比例，“可按至少50%、最多70%的比例折算”;对于收入分配问题，政策规定，“允许和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前提下在职创业，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南京市科委副主任黄榕介绍，这项改革，主要从打消科技创业者身份之虑、提高科技人员与科研成果市场价值、解决科技创业企业初创期难题三方面，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九条”引来千百条创业细则

两年多时间，465名高校教师、7435名青年学生得到政策扶持

政策一出，得到了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响应。南京目前已有10多所高校相继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细则，为创业教师收益分配“正名加码”。

金陵科技学院在南京高校中首家出台“科技九条”实施细则。东南大学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东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实施意见》的政策以及配套附件，不仅明确鼓励和肯定教师创业，还将创业教师及其团队的收益分配首次调高了四成。南京工业大学出台了鼓励教师创业创新的19条新政。还有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也“因地制宜”出台了呼应“科技九条”的政策体系。

“科技九条”的落实激发了在职教师、科研人员和在校学生的创业激情。在位于南京市白下区瑞金科技创业创新街区内，有一个被称为“科技九条”的示范基地，专门供走出校门创业的教授们“安营扎寨”。

5楼的南京神源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制造仿生生物，其总经理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仿生结构与材料防护研究所所长。公司已经研制完成仿生壁虎，目前正在做仿生机器人。6楼1500平方米的办公室全被南京芯传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包下了。这家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位老师创业的公司，研发的井下精准人员定位系统成功闯出了市场。

短短两年多时间，全市有16所在宁高校结合“科技九条”制定出台或修改完善了学校相关的政策内容，已有465名在宁高校教师在南京创业注册资本金约5亿元，其中，220人拥有海外留学经历，343人具有博士学位。全市已认定市级大学生创业园(基地)41家，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截至今年8月底，共扶持青年学生创业7435人。

先行先试遭遇成长烦恼

地方新政超越了上位法的“天花板”，推动中不敢轻易“越位”

南京“科技九条”新政颁布后，黄明手持9项发明专利，却没有作价入股，而是实打实地拿出51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和启动资金。“不仅找亲朋借了不少钱，还把南京市321人才计划支持我的200万元全部砸了进去。”时至今日，黄明仍然对这个颇有争议的投资决定不后悔，“虽然我是发明专利第一完成人，但是职务发明成果作价入股，牵扯到国有资产管理，环节多手续繁，还有政策风险。”

黄明所说的政策风险，指的就是南京“科技九条”中关于国有事业、企业单位有关职务发明成果的收益归属条款与国家的相关规定有冲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高校以科研成果作价入股视为无形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都须审批并上缴相关收益。“但‘科技九条’中明确‘允许和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所有’，这样的冲突不是我们创业者所能解决的。”黄明说。

科技体制改革在先行先试的地区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出台的新政文件，明显超出了上位法和上级部门管理办法的“天花板”。面对法律政策的红线，谁也不敢轻易越位。

对于这些具有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黄榕认为，就“科技九条”落实而言，目前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科技人员离岗创业的身份待遇保留问题;二是国有事业、企业单位有关职务发明成果的收益归属问题;三是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能否在职创业问题。

“这些政策与目前国家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冲突。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总结地方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创新方面的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先行先试。”黄榕说。（记者　王伟健）